在西方，14世纪以前，计划经济政策尚不能有大发展，且只能就城镇而言。在诸侯方面已有政策之萌芽；加洛林王朝时代有评定价格与增进各方面福利之政策。然而此大部分皆为纸上之空文。除查理曼大帝的货币改革及度量衡制度外，在那个时代一切均已无迹可寻。他所乐于采取的关于东方商业的贸易政策，因无舰队，始终不可能实现。
诸侯国家放弃斗争时，教会试图以正义、诚实及教会伦理之最低限度应用于经济生活上，乃至干涉经济生活的范围。其最重要的措施为和平之维持。最初仅限于若干日，后来成为一般原则。大教会财产共同体，尤其是修道院维持着一种非常合理的经济生活。我们虽然不能称此种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当时则为最合理的经济。后来，因教会复活其原来的禁欲理想，且随时代而改变其解释，上述之努力渐次失其信用。就皇帝而言，在腓特烈一世的统治下，亦曾有一些商业政策的萌芽。例如，评定价格以及惠及德国商人而与英国缔结的关税条约。腓特烈二世虽然维持着公众和平，但大体上只采取对于富商有利的纯国库财政政策，且将各种特权（尤其是关税豁免权）给予他们。德国皇帝的唯一经济政策为对莱茵关税之斗争。但此斗争，因割据莱茵地区之小领主为数过多，大体上可谓毫无结果。此外便是没有计划的经济政策。至于西格蒙德皇帝对威尼斯的封锁政策或莱茵地区的封锁（对科隆的斗争）等各种方案，表面上虽似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则为政治的性质。关税政策掌控于地方诸侯手中，除少数例外，他们均未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振兴之政策。他们的主要目的如下：首先，为奖励本地的商业而反对远方的商业，尤其鼓励城市与其近郊农村的交易；输出关税常较输入关税为高。其次，关税上使本地商人占有利的地位。因为诸侯希望多使用自己的道路，从而增加国库的收入，故对交通设置有差别的关税。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采取强制使用道路与强制互市法律的系统化。最后，给城市商人以特权，例如巴伐利亚的富豪路易斯以打压一般乡村商人而自夸。那时尚未有保护关税，只有少数例外，如对于意大利的输入竞争所设定的蒂罗尔葡萄酒关税。一切关税政策均立于国库财政与传统的生活标准之观点上。上溯至13世纪，许多关税条约亦立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关税的技术亦发生变化；起初曾实行六十分之一的从价关税，至14世纪时，因关税同时发挥了消费税的功能，曾升至十二分之一。昔时，尚无如保护关税的近代商业政策，只实行间接的商业禁止；在需要保护国内手工业者与批发商时，往往暂时取消此种禁止。有时，亦只容许批发贸易，禁止零售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