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康成注《尚书》，却与此大异。他解“我之弗辟”句，“读辟为避，以居东为避居”。《豳谱》和《鸱鸮·序疏》，又《尚书·金縢》释文。说“周公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说：“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鸱鸮·序》。注“王亦未敢诮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鸱鸮·序疏》。注“秋大熟未获”道：“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豳谱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诗·东山序疏》。以为于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礼记·明堂位疏》。这两种说法，自然以《史记》为准，为什么呢？（一）者，《史记》和《尚书大传》相合。《尚书大传》说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见《路史后纪》十，《通鉴前编》成王十一年，《汉书·梅福传》注，《儒林传》注，《后汉书·张奂传》注引。又《白虎通·丧服篇》：“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尚书》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礼亦宜之。”亦与《尚书大传》同义。（二）者，“避居东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摄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残奄”，一定如《史记》和《尚书大传》所说。《尚书大传》，见《礼记·明堂位》疏。但郑康成所读古书，是极博的，他所说的话，也决不会没有来历。我想这一段成王和周公冲突的历史，一定在周公归政之后。《左传》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见得周公奔楚，是实有的事。俞正燮《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引这一段事情，以证周公之奔楚，甚确。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却似非。奔楚之后，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