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了？”他说，“有亲戚朋友要死了么？”一把掀开我的被子，把笛子攥在了手中。“啥意思？”我抓了抓脑门，“不会吹。”“不会吹可以学啊。”我笑笑。行健和米萝也干巴巴地笑了。
“哪个地方不对。”王枫转着脑袋把房间看了一遍。我们租的房间不大，放两张上下铺的架子床和一张偶尔兼做饭桌的破旧写字桌，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他绕过几双臭鞋子走了一圈，伸手拉开抽屉，葫芦丝上的假商标都没有揭掉。“你的？”他问米萝。
米萝说：“我也不会吹。”“我也不会。”行健拍了一下脖子，声音很大，说：“哥们，不绕圈子了，哥几个就想跟你凑个热闹。”他弯腰从床底下捞出手鼓，扔给了王枫。“你不是想弄一个乐队么，哥几个给你打下手。音乐啥的咱不懂，但要出苦力的，哥们没问题。”“有什么懂不懂的，凑一块儿玩呗。”王枫坐下来，把手鼓放在膝盖上，嘭嘭嘭敲了一阵，站起来说，“要不现在就整一场？”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怪异的一次演出。我们站在院子里，把扫帚支在椅背上当立式麦克风，王枫抱着吉他站在麦克风后面，边弹边唱。我们三个因为紧张和慎重，坚持站成一排，每人拿一件根本不会演奏的乐器做着样子比画，我的笛子根本就没靠上嘴。米萝的葫芦丝基本上保持在鼻子和眼之间的位置；行健倒是敲了鼓，敲得像抽风，情绪高亢时鼓声就大一点，信心不够了根本找不着声音。但我们都卖力地跟着吉他的节奏扭动了，王枫唱的是轻摇滚版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如果谁从门外看见了，没准会觉得我们都疯了，一个个又是点头又是耸肩，一会儿挺胸一会儿撅屁股，偶尔也像癫痫发作，扭动得像条惊慌失措的虫子，全无章法。一曲终了，我们自己都笑了，笑得坐到了地上，眼泪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