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林先生也并不以为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潮可以填补这种“权威”的空白，理由是：学习西方“谈何容易？”（第367页）。西方权威既然不容易学，那么最“容易”、最舒坦的当然是回到“皇帝万岁万万岁”的传统权威那里去了，这就是林先生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暗示的唯一道路？
不过，尚有一点不够明白的是：林先生也承认，皇帝权威的倒台并不是五四运动所造成的，在五四之前，“中国社会的终极‘卡里斯玛’的中心”即皇权已经崩溃、覆亡。因而“世俗纲常已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了，所以他们已不再觉得受其约束”（第29页），那么，要说五四是产生这种“权威危机”的原因，这难道不是倒因为果吗？如果五四的罪名在于导致了“权威的失落”，那么“始作俑者”不正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吗？林先生怎么特别与五四运动过不去呢？
的确，在林先生眼里，正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普遍王权和传统权威的解体，导致了“旧的邪恶势力正从传统的束缚下被释放出来，因而变得更恶毒、更猖獗”，导致了“袁世凯肆无忌惮地篡权窃国的种种罪行”（第28页）。可是，袁世凯的“罪行”是什么呢？不正是要恢复帝制、恢复传统的权威吗？按林先生的逻辑，不正是要把邪恶势力重新纳入传统的束缚之中，使之变得不那么恶毒、猖獗吗？在这里，一切都搅成一锅粥了，我们仿佛看见，林先生已钻进了一个自己结成的解不开的网罗之中，不论他如何挣扎，都归之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