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在抗战时期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外，更重要的自然是现实斗争的需要。面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1938年10月，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人都应该研究理论和中国历史，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此后很快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翌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为了解决干部教育迫切需要的教材问题，是年冬，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由来、特点和主要矛盾等问题。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像范文澜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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