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这些反对意见对我们的结构都无效，一些人还将反对依赖人们的自愿行为，坚持说人们现在非常腐化堕落，以致他们不会愿意为建立正义、德性和好的生活的试验而自觉合作。（即使是这样——他们若愿意这样，这一试验就将在一个完全自愿的环境中，或在某种现行环境中成功。）而且，如果他们过去或今后不腐败，他们就将加入合作。所以，他们继续论证说，必须迫使人们按照好的模式行动，必须禁止那些试图把他们往坏的老路上引的人说话。[20]这一观点值得展开讨论，但不可能在此进行。由于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们本身显然也会犯错误，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给他们或允许他们拥有一种清除他们认为腐败的观点所必需的专制权力。可取的是一种这样的社会组织：它对那些远非理想人格的人们来说是最佳的，对那些优秀得多的人们来说也是最佳的，生活在这样的组织中本身就倾向于使人们变得更好和更接近理想。我们与托克维尔一样相信：人们只有通过自由才能发展和训练德性、能力和责任感，以及就自由人而言的健全判断；自由鼓励这种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如此腐败，以致有可能构成一种极端的例外而不配享有自由，因此自愿的结构是一个恰当的基础。
不管对乌托邦传统作家的手段观的批评是多么正确，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假定：能够使人们自愿放弃某些特权，这些特权是建立在不合法地直接干涉或通过政府去干涉别人生活的基础上的；我们也没有假定：面对那些拒绝再让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人们的可允许的自愿行为，那些自身不合法的特权受到威胁的人们会平心静气地作壁上观。确实，我在此并没有讨论在这种情况中可以合法做的事情，和什么策略最好的问题。读者只有在接受了这一自由主义的结构之后，才会对这种讨论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