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病痛和坏医术导致卢梭的伦理身份不确定，追慕古代的文风使之难以融入厚今风格的启蒙世界，这是他批判时代风俗的原因，并非像卡西尔所坚持的“推理方法造成了卢梭与文人的决裂”。1766年后，卢梭着力撰写注重个体情感、迷恋乡村、疏远社会的自传，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信仰、体系精神和进步观念有背离。批判时代风俗，向往独处的生活，个体因厌恶社会而退隐是对集体启蒙场景的否定。但卢梭与启蒙的疏远不同于天主教会对启蒙精神的压制，诸如1758年巴黎大主教博蒙（Beaumont）、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学院对《论精神》的作者爱尔维修的严厉谴责。与嘲讽启蒙的文人也不一样，1760年，维护古典主义品位、轻视启蒙风格的帕里索（Palissot）创作了讽刺戏剧《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四脚走路、吃莴苣叶的克里斯潘（Crispin），讽刺卢梭的原始风俗观念，说他是“猩猩一样的野蛮人”，伏尔泰、格里姆、爱尔维修、狄德罗、杜克洛（Duclos）都是骗子，“统帅着炫耀的言辞，伺机利用慵懒轻信的贵夫人”[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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