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必须与时代有关
陆天明的作品在内地流传广泛，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现在的私人化写作，他的作品有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的影子存在。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陆天明说：“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我跟你们现在文学圈里的青年作家不一样。我是从“文革”时期搞文学的，对文学、人生、社会、历史的认识，几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必须完成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就像一条蛇逐层脱皮。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二三十年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重新认识文学和认识人生的过程。我一直在追问，究竟什么是真文学？在最初阶段，我认为党和革命就是文学。那时候我十八九岁，满脑子拯救世界、改造中国的念头。现在我也并不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个作家假如心中没有一点关注世界、关注人类命运的信念，所思所想只有自己那个小我的得失，我总是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能写出为历史肯定的大作品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付出了‘血’和青春的代价的。这是我搞文学的第一阶段。”
后来，陆天明就开始寻找那些年里丢失的东西，进入了他人生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陆天明找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要找到自我，找到我创作的艺术个性，我独立思考的进程。因为你是作家，你必须向世界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情感，通过你的艺术个性，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没有这个就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泥日》、《桑拿高地的太阳》和《木凸》。但在此以后，我仍觉得有点问题。作家拥有了自我，拥有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后，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那时候文坛上个人化之风越来越烈。似乎只要个人化了，一切就OK了。搞到后来，文学艺术只有远离社会、远离时代、远离大众才成其为文学，才成其为艺术。这样的文学、这样的艺术当然很有特点，但结果是从极端的个人化走向极端的私人化，人性去除了社会性的人，必然只剩下了‘性’。于是作家从上三路写到了下三路……我并不认为文学要回避性。但如果在作家笔下，人性只剩下了性，文学最后也一定会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