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诊断方法用在卢梭身上仍有不确定性，因为得不到他的反馈。但健康问题极大影响了卢梭的历史形象，对之回避意味着失去一个新视野，所以值得冒险。这个新视野里包含着一个人的心灵、写作与生存境遇的隐秘关系，其中有诗意的疯狂、打不破的虚空，以及听不到声音的呼喊。所以思考卢梭问题时，感性的风格不一定离真实更远，隐喻式的、模糊的心灵感悟可能更接近卢梭及其时代的精神。启蒙时代以来，因果逻辑取代了神学的启示与顿悟，但它侧重于结果的有效性，而忽视了证明过程中所征引的原因的有效性，所以被视为原因的往往不需要论证，被视为结果的就需要多重论证。而在卢梭式的感性风格里，原因和结果没有明确的界限，理性话语的逻辑不一定有效。
第四节 被害妄想症
1766年1月，卢梭赴英避难，水土不服，营养不良，1766年8—10月只以清水和面包为食[96]，病情再度发作。根据拜访者的描述，那时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被害妄想症，属偏执型精神障碍。乌德托夫人曾是卢梭的情感寄托，《新爱洛漪丝》的写作得益于他们的交往，卢梭去世后，她却称其为“有趣的疯子”。启蒙晚期的文人布里索（J.-P. Brissot）提及与卢梭断交的原因：“有二十次我想给他写信，但没有，我怕他怀疑我是他的敌人派来的密探。”[97]1798年，比塞特医院的皮内尔从《忏悔录》中发现作者的忧郁和受迫害倾向。[98]19世纪德国莱比锡的生理学家莫比乌斯（M?bius）有一天看到研究卢梭疾病的论文，之后去翻阅《忏悔录》，“这是一部极有吸引力的作品，让人着迷，尤其是对心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但读完后，他对自己的结论越来越确定，“这个人是个疯子”[99]。现代医生艾洛叙也将这部作品视为心理学文献，“指导精神病医生研究体质性的被害妄想症”，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说被害妄想隐藏于文辞间；2006年，新版《卢梭研究辞典》有了结论：他为被害妄想症所困扰，他的晚期作品里有证据。[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