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还批判了封建社会中种种不良的习俗，作者指出：“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作者认为：佛与巫，是社会的两大“蛊惑”。“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2]作者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指出：“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致富也”；治天下者当以此为“末”而抑之，以至于“痛绝之”，而工商皆“本”，是应当受到鼓励的。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黄宗羲对于历史的沉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都各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他批判的和进取的历史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政论著作。顾炎武说，他对此书，“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13]，反映了当时进步史学家对它的高度评价。此书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