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时苗以廉行求得“清廉”之美名的故事。
他俩的“事迹”，可谓时人之中立名造势最为成功的案例。所以，王祥一路做到了大司农、太尉、太保等高官；而时苗也做到了太官令、郡中正、典农中郎将等显职。
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士人们改换门庭、衣紫佩金的着力点：以行扬名，立竿见影。但人人俱有孝廉之行，人人都会花样百出，你若无人脉背景加以提携，便只能将自己的孝廉之行做得出人意表、做得尽人皆知，哪怕是刻意作秀，也定会为上官所赏识。说到底，不会“包装”自己言行的士人，在汉末三国时期想要出人头地，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种应仕模式其实比后世只做“表面文章”的科举考试更为务实可观，也更富有技术含量。
不贿不礼，官路不顺
在汉末时期的官场上，以“人情往来”的名义向上官行贿送礼是必不可少的。但上官亦非愚蠢，你若明面上送礼行贿，必难成功。所以，将行贿送礼磨炼成一门“巧之又巧”“妙之又妙”的技术活儿，就成了朝廷各级官吏的“必修课”。
在这方面，蜀汉叛将孟达的父亲孟他便做得十分精妙。《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
（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掌管家务的奴仆）典护家事。（孟）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张）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