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来信写道：“道的大致轮廓容易明白，就像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懂’。但是对于细节和变化的详细情况，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了解。现在说起孝，就是温暖清凉、定时省视，谁不知道呢？但是，像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武王不葬父就兴兵讨伐，这些是养志还是养口，小杖受还是大杖走，割股疗亲、庐墓守丧等事，在平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个是非曲直，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据。如此才能使心体没有遮蔽，处理事情才能没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