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劳乃宣和江谦的辩护，切音字的格调越来越高，离其起点也越来越远：这个原本只是为“下流社会”准备的“粗浅”工具，到后期成为“尤宜于学士大夫子弟”的向上之途。当然，从理论上讲，这中间并无矛盾：下学而上达，本是儒家理想。劳乃宣和江谦强调的是切音字的“理”，卢戆章看重的是切音字的“用”，各得一端，两不相妨。而且这本是对士人说法，说得高比说得低更能服人。不过，问题在于，下学与上达方向毕竟不同，刻意突出其精微一面，便不得不模糊其主要目标。
另外，江谦所论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劳乃宣，然其意义已不仅是强调切音字对汉字的助益，而在实际上突破了文字双轨制将“稽古”与“通今”打成两橛的思路。他虽着力论证简字有利于反切原理的普及，进而昌明国粹，然重点已落在古来反切之法“无用”上，实即意味着反切法可以废去。这样，古今上下得以重新打通，但已是建立在切音字的基础之上了。不过，他在理论上仍认可古学的重要性。
比较起来，劳乃宣的议论虽亦有同样意味，但更偏重于古学本身。他强调切音字原理出自小学，恰是前揭《中外日报》上的文章所说改良旧字必须精通小学的意思。事实上，劳氏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他早年所著《等韵一得》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劳乃宣与其批评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再次表明，切音字其实不像其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浅显。1905年，劳乃宣在《重订合声简字谱》一书中指出：“音韵之理，以母、韵、声三者为大纲”，其“条理至为精密”。此书仅为普及教育之作，“但求其易学易解，此等精微皆置不论，而其理则仍相贯通，不差累黍。生徒学此简字，但期应用，原可不必深求；而好学深思之士，则不可不知其源流。其习为师范者，将为人师，非心知其故，无以应答生徒，尤不可不求甚解”。[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