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的意义在于，他的暴动彻底地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调的真相。唐初租庸调制的设计，是假设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其中的各种因素，也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如何办理，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做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就无法再进行统筹。
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9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1/4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1/4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核对。
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5]为淮南节度使，双方在过账时，发现有钱40万无法说清楚。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只有依赖宦官。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所以有人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但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是各地驻军的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