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却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予《信使》主编，而是赠予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的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