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学运动者们既然制造了一套崇尚忠厚敦朴、贬抑文饰虚矫的理论，就要在实践中把它贯彻下去，这种实践，主要表现为利用周礼的躯壳，来抑制跋扈的权臣和藩镇将领。具体的例子，有陆质关于周公、孔子配享问题的议论。
唐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立庙祭祀，并不断增加古之名臣良将配享，其现实的政治意义是以古鉴今、维护唐王朝的最高统治，但同时，也提高了名臣武将的地位。开元时，又为姜子牙立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定时祭祀。此后，又谥孔子为文宣王，尚父为武成王，对姜子牙的祭祀典礼与孔夫子等同，并不断增加古代名将配享，更进一步抬高了武将的地位。这种祭祀典礼的滥设，自然引起朝中的争议。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兵部侍郎李纾请革除对姜子牙的祭祀，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陆质乘机发表议论，支持李纾的请求。他说，武成王是殷朝的臣僚，理应忠实于殷朝。然而，他看到殷纣王暴虐却不去谏止，而是伙同西周一起倾覆殷朝。学道者必定师其人，对姜子牙给予如此隆重的祭祀，那让“天下之人入是庙、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21]？那不是要人们公开地去学他背叛本朝、倾覆本朝的行为吗？当时，尽管因为朝廷兵革未靖不敢触怒武人，因而不敢彻底取消对姜子牙的祭祀，但陆质这番强烈针对现实的议论却也可说是对那些骄兵悍将的有力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