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临的这次“扫荡”，它又是怎样来的呢？
9月28日上午参观团开过组长联席会议之后，就去参加边区文协召开的座谈会，由《抗敌报》社长邓拓同志做边区文化运动现况的报告。他做他的报告，报社同志却在做战斗转移，好像互不相关，我们自然也未在意。
当日在海会庵受训期满的农民干部学员百余人，出发各县去做地方工作。晚上，又有从冀中去延安学习的二百多青年学生，路过这里。
又过了一天，我们去耿镇参观，路中遇敌机飞来，一掠而过，像是无意中遇到的。10月1日，我们去射虎村边区政府教育处，他们也在准备转移，另一些人又去躲飞机了。到了晚上，司令部发出通知：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出发。供给部亦由耿镇向门限石靠拢。耿镇距敌只三十里，可闻炮声。
直到此时，我们在精神上才承认处于临战状态。我们又是一些未经过战斗的人，表面上也持镇静态度，内心里却十分惊惶。前几天路过此地去延安的冀中学生，因前面道路遭到破坏又回到这里，加上敌人飞机不断飞来，其实这是在进行侦察，炮声有时更加清晰，好像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直在向战争的边缘推进。忽然三五九旅开来，人心安定不少。接着，大同附近的七一七团也开来了，于是我们又有了开联欢晚会的理由。机会十分难得，参加的单位也确实不少，有冀中学生、七一七团、三五九旅、参观团和直属队……晚会中间又传出一条消息：唐参谋长带着警备连在战斗中受伤，已经撤了下来；但是晚会仍在继续，而参观团的头头们同时在开小会，准备各团员在晚会结束后填写一张简单的履历表，并提出工作意见——参观团任务结束后，回延安还是留下来工作，各人提出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