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如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闾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证也。吾侪用此法以驭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骈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