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信用卡中心新一轮的竞聘组合即将展开时,安小男又一次承蒙领导单独谈话了。这次仍然有茶,有中华烟,有水晶烟灰缸,而当他再一次如梦方醒地客气起来时,领导的话却是:“两条道儿你自己选:要不你自己走,要不我们请你走。咱们这儿任务太重,竞争也激烈,不是养大爷的地方。”
就这样,安小男被迫从银行辞了职。
“然后你没再找别的工作?”我问他。
“找了,但没找着。推销的岗位肯定是干不了了,我说我还能做技术,但人家都不信,因为原先那个行长给我写的鉴定是‘业务水平无法胜任’。”
“那么你回到学校来,是打算重新考研究生吗?”
“考上也念不起呀。”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感谢母校,还是有办法。”
安小男告诉我,他失业之后,单位的宿舍自然也没了,于是便来到这里租了间小平房。茫茫北京,他真正熟悉的地方只有学校,走投无路之时也只能回到学校附近。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上学期间都恨过自己的学校,但毕业之后一旦混得不如意,却又把学校当成了避风港。他们甚至是在自我欺骗,感觉只要回到当初的状态,那么生活就还有希望。这也是我在拍摄这部“校漂”的纪录片时总结出来的共性。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安小男闲散了半年,手头的一点积蓄差不多快花光了,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在学校里靠山吃山的新门路。以前银行的人事干部给他打来了电话,吞吞吐吐地求他代替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参加高等数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