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宗教，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儒家常被称为“儒教”，事实上儒家的宗教成分很轻。祭祀先人或有虔敬之心（不过“祭如在”而已），行礼如仪也有ritual惯例的味道；可是重死而不重生，无所谓浸洗，重今生而不言来世，无所谓天国地狱之奖惩，亦无所谓末日之审判。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先人根本没有所谓“原罪”的观念，而西方文学中最有趣、最动人也最出风头的撒旦（Satan, Lucifer, Mephistopheles or the Devil），也是中国式的想象中所不存在的。看过《浮士德》《失乐园》，看过白雷克、拜伦、爱伦·坡、波德莱尔、霍桑、麦尔维尔、史蒂文森、杜思托也夫斯基等十九世纪大家的作品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说，魔鬼是西方近代文学中最流行的主角。中国古典文学里也有鬼怪，从《楚辞》到李贺到《聊斋》，那些鬼，或有诗意，或有恶意，或亦阴森可怖，但大多没有道德意义，也没有心理上的或灵魂上的象征作用。总之，西方的诱惑、谴罚、拯救等观念，在佛教输入之前，并不存在于中国的想象之中；即使在佛教输入之后，这些观念也只流行于俗文学里而已。在西方，文学中的伟大冲突，往往是人性中魔鬼与神的斗争。如果神胜了，那人就成为圣徒；如果魔鬼胜了，那人就成为魔鬼的门徒；如果神与魔鬼互有胜负，难分成败，那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凡人了。不要小看了魔鬼的门徒，其中大有非凡的人物：浮士德、唐璜、阿哈布、亚伯拉德，都是杰出的例子。中国文学中人物的冲突，往往只是人伦的，只是君臣（屈原）、母子（焦仲卿）、兄弟（曹植）之间的冲突。西方固然也有君臣之间的冲突，不过像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忤亨利第二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之忤亨利第八，虽说以臣忤君，毕竟是天人交战，臣子站在神的那一边，反而振振有词，虽死不悔、虽败犹荣。屈原固然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毕竟在“神高驰”与“陟升皇”之际，仍要临睨旧乡，恋恋于人间，最后所期望的，也只是“彭咸之所居”，而不是天国。